這兩天讀文章剛好讀到這三個人的事蹟，他們之中有人先當英雄後變狗熊死後才平反，有人當了英雄卻死的沒沒無聞，有人死的轟轟烈烈，卻無比悲情。共同點是：不得善終。
袁崇煥年輕時即考中進士，文人從軍自請守衛遼東，憑著『堅城利炮』的守備方略在寧遠守衛戰裡把天下無敵的努爾哈赤打了個損兵折將無功而返，加上隔年的寧錦大捷（其實也就是人家來攻城沒攻下來，城外的人民庄稼可全給搶光），可謂是初露頭角。不過當時的老闆明思宗和名義總經理魏忠閒不喜歡他，他只好辭職回家。直到新老板崇禎即位，任命他為兵部尚書督師東北山東好大一塊地，他一時感激下說了『五年復遼』的空話，老闆很開心，他卻有點傻了。接下來天天向朝廷催糧餉，又擅殺了級別不比他低的同事毛文龍，最後在繞過遼東直搗北京的皇太極大軍下，因不敢在平原上與對方主力騎兵決戰，聽任敵軍劫掠而被猜忌的老闆大臣們以通虜謀叛等罪名凌遲處死，死時北京城民紛紛撲上去咬他的肉。乾隆時才為其平反。
袁先生不愛錢、不怕死，一心衛國，連老闆同僚的猜忌也不怕了，對績效誇下海口，討資源也不手軟，對老闆的安排擅自更動，也不了解老闆的心理，能幹到這個職位算是奇蹟了，能力雖有，手段太差，死的確是淒慘無比。只算英烈不算英雄。
毛遂自薦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不過毛遂出頭之後一年就死了。死因是當時的燕國要進攻趙國，於是趙王打算派當時聲望正隆的毛遂掛帥印前去迎戰，毛遂一聽之下大驚，連忙推辭說自己是個說客不是將才，做做演說是可以的，帶兵打仗是不行的云云… 不過趙王不肯，請他為國盡忠萬勿推辭，後來他果然大敗而歸，因無顏見江東父老，在樹林裡自刎而死….如果去年沒有強出頭，他也不用今年就死了，所以求表現還是要看有沒有遇到對的老闆。我覺得毛遂之死比他的自薦更有教育意義，可是之前卻從沒聽過這一段故事。不知道我們老祖宗什麼用意？
看慣莧橋英烈傳裡的柯俊雄精忠報國的形象，不知道張自忠先生還有一段『漢奸』的過去。
在大刀隊裡長城邊上與日本人決戰之後，又要為了保全民眾替我方爭取時間而已北京『偽』市長的身分與日本人彎腰周旋，再以賣國賊身分受法庭審判，洗不清的漢奸污名似乎只能以一死自清，以總司令的身分，帶著區區兩營的士兵主動渡河決戰，雖然壯烈，卻讓數百名軍人白白死在沒有任何戰略意義的戰鬥之下，而逼死張自忠的公眾與論，愛國的無知的民眾們又事後追捧他成我們所熟知的革命烈士愛國形象，讓我覺得莫名其妙，為什麼以前讀書沒人說這一段？
張自忠的故事太長了，我文筆不好也寫不出來，所以把阿憶先生的文章貼在下面。
谁害死了张自忠》(2007-10-19 23:33:31)转载
文/ 阿忆
5月16日，是张自忠中将殒于湖北的忌日，算起来已有67年。
在漫长的67年中，很少有人探究，到底是谁害死了张将军。答案似乎非常简单，不用细想，当然是日本人！
这个结论固然不错，没有日军入侵，张自忠可以做一位和平军人，无人可以置他于死地。但是，即便日本人长驱直入，打到华中，张将军就一定会陨命前线吗？要知道，张自忠贵为中将，是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55军、第59军、第77军，其中第59军是其嫡系，军长一直由其兼任。在枣宜会战中，他又高居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之重职，王瓒绪中将的第29集团军也归其调遣，但他却带着1个不满员的师，孤兵深入，投入日军重重围困，壮烈取死。这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他的军阶太高，军职太显赫，他完全可以坐镇大本营，免于一死，为抗战立更大的战功。那么，是什么迫使张将军义无返顾地迈向死地，以壮烈殉国终其一生？
只要翻一翻历史资料，不难看出，逼死张将军的，是公众舆论。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民意和公众舆论捧得太高，以至现在谈起来自大众的声音，依然带有神圣感。实际上，舆论学公认，来自公众的声音带有致命缺陷。比如，它常常以成见为基础，具有太多的想当然的非专业判断，下结论草率而不负责任，对下过的结论又会很快忘掉……这些公众舆论的种种缺憾，对于发出声音的公众而言是一种发泄，很痛快，酣畅淋漓，但对于当事人，常常苦不堪言，有口难辩。最后，声讨者很快忘记了声讨，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但被声讨的人却一生无法医治心底的创伤。
张自忠，正是这样一位蒙冤的将军，他必须以死来清洁自己的荣誉。
提起这件事，今天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像张自忠这样的肝胆忠烈，在他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之前，也会被没脑愤青痛骂为“华北特号汉奸”。
30年代中期，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防止蒋中正突然收复东四省，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退出华北。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这就是宋哲元中将驻守京津的第29军，其中第38师师长便是张自忠少将。
那个时候，蒋中正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做长期周旋。可问题是，这支军队，一直视日军为死敌，比如冯治安师长，一直在找日本人的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淤愤。宋哲元也是这么一个人，看着日本人就别扭，根本不想跟他们多说话。所以，在全军高级将领中，惟有张自忠沉默寡言，儒雅周详，他身高1米80，相貌酷似周恩来中将，不仅革命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也很喜欢他。
于是，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张自忠被先后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得罪日本人，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这种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大家只是看到，第29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全都横眉立目，惟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甚至应邀去日本访问，而且受到欢迎和敬重。于是舆论沸沸扬扬，说张自忠与日本订了“密约”，日本人赠其巨款，还送给他一个美人儿。
这种时候，人们会忘记就在几年前，张将军曾担任喜峰口战役的前线总指挥，令大刀队夜袭敌营，砍下数百日军的头颅。为此，还有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当年脍炙人口。后来，这首歌被全面修改歌词，变成了歌颂东北义勇军和全国老百姓，殊不知，当年它是献给第29军大刀队的，第2句歌词不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而是“二十九军的兄弟们”。
那个时候，张自忠是抗战英雄，但一晃就变成了嫌疑汉奸。
对于张自忠全面的误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保全战斗实力，第29军奉命南撤保定，以取得紧急北上的5个甲种师的支援。与此同时，为了疏散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为了京津不受重大损失，也为了收殓沙场上的官兵尸体，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京市长，与敌敷衍，拖延时间。
这一次，沉默寡言的张将军落泪了，他对秦德纯副军长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这样的事，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而且从无例外。
曾国藩为国效力终生，临死前被迫处理“天津教案”，顿时成了“汉奸”。
李鸿章扶国于危难，临死前签署“辛丑条约”，当即成了“卖国贼”。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究面子的，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而且无论先前你做过什么，无论你是不是忍辱负重地代表民族最终利益，只要你与民族敌人周旋，搞了缓兵之计，公众舆论就再也不会放过你，甚至永远不会放过你的后人。
果然，张自忠彻底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文人，凡喜欢发表言论的，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将军“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
9月28日，《大公报》发表《勉北方军人》，颂扬北方老将段祺瑞和吴佩孚的民族气节，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
“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沪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当年的《大公报》，类似于今天的《南方周末》，完全是民意代表，从不与政府保持一致，被视为社会的良知。可想而知，当年它的公众影响力比《南方周末》和《北京青年报》加起来还要大，其连篇累牍地鞭挞张自忠，效果可知。
好在张自忠比曾国藩和李鸿章幸运，他只有46岁，他有充分的时间去改变公众看法，最有效的办法便是，“粉身碎骨，以事实曲直于天下”。
在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第29军向目的地有序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屠城。等到日军要求他通电反蒋，他已完成宋哲元交给他的任务，他便断然拒绝，随后称病，躲进德国医院，然后骑车逃往天津，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至济南，企图转道南京。
在济南时，张自忠被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上将拘押，韩主席叫来秦德纯，另派一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侯审。在韩复榘看来，张自忠就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做了详细报道，所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发现打着白旗的学生包围上来，急忙令张将军躲到厕所里，张将军自问无愧，不肯，被秦德纯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骗下火车。
这件事，对张将军的刺激极大，让他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拘押济南期间，张将军曾给同事和部下写信说——
“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必死而后能生”，为了清扫自己毁誉，张将军想到了由死而生。
也就是从那时起，“死”这个字，频繁出现在张将军笔端。在他留下的并不多见的言论之中，出现最多的字眼儿，莫过于“死”。在给弟弟张自明的信中，他写道：“吾一日不死，必尽吾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他曾对部下说：“我相信中国的抗战能够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必须用我们的生命去换取。我们要从死里求生，不能存半点侥幸。”与左翼兵团总指挥孙连仲上将谈话时，他竟说要“等待时机，舍身成仁，给全军树立一个榜样”。
到了南京，张自忠见到蒋中正，心头悬垂的石头落了地。蒋中正相信张自忠是爱国的，劝说他放宽心，好好休养。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着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在张自忠看来，蒋中正给他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用来证明自己不是汉奸。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他将遗臭万年，所以他对蒋中正心怀感激。
1938年，张自忠代理第59军军长，归队当天，他又一次落泪，对同样担负着汉奸恶名的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在西北军余脉中，何以第59军作风硬朗，最善进攻，且从来不留后路，因为这是一支寻死求生的军队！
张自忠总是亲临前线督战，每战必留遗嘱，抱定必死之心。他是不能打败仗的，一个被疑为“华北特号汉奸”的人，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败仗的权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击日军。
张将军做得不错。在徐州会战中，他痛歼板垣师团两个联队，并衔尾急追，日进60公里，取得“临沂大捷”，坂垣征四郎羞得数度要自杀。在武汉会战之后，他以一对十，歼敌1万3千人，击毙日军3位联队长，最终挫敌溃退，赢得“鄂北大捷”。不久，张将军再次猛冲猛打，取得 “襄东大捷”。
不过，即使军功在身，为民族独立而死和为洗清自己而死，这两种死念依然缠绕在张自忠的心底。为夺取“鄂北大捷”，张自忠计划夜袭钟祥日军总部，行动前，他再次提到：“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当然，他胜利了，但他没有死，所以老百姓和记者都已承认他确实能打仗，可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似乎还差得很远。
这其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赶到钟祥县，来采访张自忠。但像绝大多数记者一样，史沫特莱对张司令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至少曾经做过汉奸，现在不过是将功补过罢了。在采访中，史沫特莱问到“伪军”问题时，张自忠非常敏感，不再说话了。或许，他感到很愤怒，已经打了这么多大仗胜仗，投降问题却依然包围着他。
史沫特莱无法理解张自忠的沉默，认为是羞愧和面子使然，而对于张自忠来说，沉默是他唯一的选择。就像史沫特莱一样，舆论仍然认为，张自忠的胜仗，不过是弥补过去做汉奸的罪过，只有张将军自己知道，他从未做过汉奸，但他必须用壮烈的死来证明。
1940年，日军集结10万重兵，猛攻湖北，张自忠的机会终于来了。
5月1日，日军突破左翼孙连仲防地，李宗仁上将立即下令，要右翼张自忠西渡襄河，截击日军。张自忠一面下令襄河东岸部队分头迎敌，一面指示西岸做好出击准备。在动员第59军高层时，他号召为国赴死——
“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此时，第33集团军能调往河东作战的，只有第74师和司令部的1个手枪营，其他部队分散在各个隘口，一时难以抽调。但西渡襄河已是必须，日军重兵压进，直扑宜昌，威胁陪都重庆，必须奋力拦住。不过，张自忠作为中将总司令，不管怎么个打法，他本人都没有必要亲率小股部队，外出冒险。但他不顾部下再三劝说，非要坚持让冯治安副总司令留守，自己率区区人马，渡河作战。
5月6日，张自忠给冯治安发出最后一封信，这是一份军事遗嘱。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
信发，张自忠带兵渡河，义无返顾。
张将军平素生活简朴，从来只穿土布军装，与下级军官无异，但这一次出征，将军一反常态，竟穿上了黄呢军装。这让送行的人非常吃惊，他们后来才明白，他们的总司令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5月8日，张自忠在新街恶战一场，9日黎明，将军北上峪山，在二郎庙血战。上午，第38师师长黄维纲少将前来会师，两师一起继续北进。此时，张将军已经取得与河东其他3个师的联络，但河东5师均不满员，总兵力不过2万人，相当于日军1个师团，而且军械远逊。10日，蒋中正和李宗仁下令，第5战区所有事先让道外撤的兵力全线内合，围歼全部日军。日军受惊西进，迎面撞上张自忠。他们误以为张将军有足足的5个师，急令两个师团和1个支队全力围歼。13日，为接应第179师和第180师，并截击日军第39师团，张将军与黄将军分为左右纵，分路出兵。不幸的是，张将军的无线电密码被日军通信兵破译，日军第13师团和39师团得到情报，奋力合围，准备夹击张自忠总部。张将军处境凶险，却浑然不知。14日清晨，张自忠与先行到达的日军遭遇，经肉搏和冲锋，将敌击溃。深夜，张自忠继续南进，15日拂晓抵达罐子口。此时西渡襄河，回到对岸，仍可脱离危险，但张将军执意留在河东，探入虎口。黄昏，张自忠进抵南瓜店，致电黄维纲师长，令其冲破重重阻拦，远道解围，同时向中央兵团总指挥黄琪翔中将请援，以防不测，可惜未见答复。此时的张自忠总部，可用之兵，只有1500人，而围攻日军却是6000人
5月16日，张将军布阵十里长山，等待援兵，实现“里应外合”。日军悉知张自忠意图，遂极力猛攻，要在其援军赶到之前消灭张将军。他们以飞机和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革命军阵地变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身材高大，穿着耀眼的黄呢军装，目标明显，日军从3个方向，用交叉火力，向他射击。中午，张将军左臂中弹，但他坚持着，给第5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一份报告。然后，他副官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
此时，日军包围圈尚有东北角一个缺口，但谁都可以突围，惟张将军是没有权力撤退的，他不能因为做逃兵而勾起公众丰富的联想，于是，他让苏联顾问和文艺兵冲出了缺口。
下午3点，张将军腰部中弹，右肩右腿被炮弹皮炸伤，只能卧地指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又中3弹，却猛然站起，被身后的日本兵射杀，另一名日本兵跑上前去，用枪托击碎他的头颅，把刺刀插进他的腹部……
这一刻，张将军知道，他绝对不再是汉奸了，他将是永远的民族英雄。
日军偶然发现，将军衣兜里的金笔刻着“张自忠”3字，大为惊骇，立即列队脱帽，行军礼致敬，最后用棺木盛殓，竖起“支那大将军张自忠”灵牌。不知日军这样做，是因为崇敬将军忠勇，还是依然像过去一样喜欢他的儒雅亲善。
蒋中正闻讯后，非常生气，他不明白为什么总司令战死，副总司令、军长、师长反倒一个也没死，不知道这仗到底是怎么打的。他哪里晓得，张自忠的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阵亡，他是在涅槃，是要用壮烈殉国告诉国人，为了民族，他可以视死如归。
张将军的尸体从日军修建的坟茔中启出，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数万宜昌人不期而集，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但除了痛恨日军之外，他们是否为错怪过这位忠烈感到深深的内疚？灵榇沿长江逆流送抵重庆，储奇门码头人山人海，10万人前来凭吊，而这些人，又有多少当初没骂过张自忠呢？好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棺材里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但谁为他的死承担责任呢，报社和公众舆论会一致愤怒地说，该死的日本人！
这至关重要的惨烈一死，扫荡了将军身上的所有荣誉阴霾，使张将军在所有后人、在国民党那里、在共产党那里，都成了名垂千古的民族忠烈。
5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蒋中正题写“勋烈常昭”，追授他为陆军上将，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阵营战死的最高将领。
8月15日，延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题写“尽忠报国”，使之日后成为新中国追认的“革命烈士”。
这便是张将军困居济南时所写，“必死而后能生”。从此，媒体开始专心致志地描绘张将军从小就是民族英雄，史沫特莱由震惊转为内疚，称张自忠是“有良心的将军”，大众已完全忘记张将军曾是他们由衷唾弃的“华北特号汉奸”。
2007年3月28日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办公室
载于《翻阅日历》杂志07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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